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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明德:北京五四运动回忆

发表于:2021-05-04 10:17:55|来源:转载于网络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鲜为人知,云南百位历史名人、界务英才、中缅边界专家、滇西抗战宣慰史者尹明德先生当时在北京国立工业专门学校读书,曾亲身参加这一运动,五四运动事隔四十余年,先生把运动的起因和运动经过的情形回忆写出《北京五四运动回忆》。现原文转载以飨读者(图:网络)

尹明德:北京五四运动回忆

一九一九年北京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划时代的运动,是中国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开始,它在革命过程中的历史意义是很重要的。作者当时在北京国立工业专门学校读书,曾亲身参加这一运动,现在把运动的起因和运动经过的 情形回忆写出,或者不无可供史料参考之处。惟事隔四十余年,难免记忆模糊错误的地方,敬希阅者加以指正。

一、五四运动的起因

(1)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十月革命新文化传播的影响

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一四年九月,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派兵进占了我国山东的胶州青岛。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向北洋军阀政府袁世凯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端仇恨,并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浪潮。袁世凯死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利用北洋军阀段祺瑞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大量借款给北洋军阀政府,增加它的势力,使它与南方对峙,延长中国的内战,以便日本对中国大肆侵略。一九一八年二月,苏俄革命政府与德国单独媾和,协约国东方战线发生了变化,同时协约国也不愿苏俄的势力发展,因而它们有共同出兵西伯利亚的企图。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想乘此机会取得西伯利亚的广大领土,并代替帝俄时代在北满的地位,另一方面企图假道中国,攫取资源,并控制中国的军权,遂以“共同防敌”的阴谋诡计,勾结北洋军阀政府与它共同出兵。五月中旬,北洋军阀政府甘愿充当走卒,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包括陆海两方面)。这一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中国留日学生的愤怒,全体一致罢学回国抗争。留日学生一千多人回国后(作者也是当时留日学生罢学回国的一人,因不愿再到日本,才考入北京工业专门学校),除派代表团到北京向反动政府请求废除“军事协定”密约外,并分头到各省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北洋军阀侵略中国的种种罪恶行为,同时进行组织救国团,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这次运动,又一次在全国掀起了广大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深刻仇恨和热烈抵制日货的高潮。

一九一七年伟大的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引起了热烈的革命浪潮。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积极地在《新青年》杂志上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新思潮。在一九一八年十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美、法等协约国正在欢欣鼓舞地庆祝胜利的时候,李大钊及时的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布尔什维)的胜利》两篇义正辞严的文章。这些革命新文化的传播,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对于当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起到很大的启发,从而鼓舞了热爱祖国的思想意识。青年学生一方面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和产生了仇恨,另一方面又受到了革命思潮的影响,这就打下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基础。

(2)巴黎和会召开,中国外交完全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四年多的激烈战斗,到了一九一八年十月,协约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德奥两国不支,请求休战,缔结了休战条约。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英、美、法等国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则是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中国既是参战国之一,应派代表出席和平会议,遂由北洋军阀政府指派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徵祥任首席代表,并派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魏宸祖,及南方驻美代表王正廷为代表,共组代表团出席会议。当时中国一般人对于这个会议感到兴奋,寄于很大的期望。他们认为协约国已经打败了强权的德国,公理占了上风,可以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因此,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享有的特权的希望七条:即(一)废弃势力范围;(二)撤退外国军队警察;(三)裁撤外国邮局及电报机关;(四)取销领事裁判权;(五)归还租借地;(六)归还租界;(七)关税自主。并向和会提出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和在大战期间被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占去的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归还中国。

和平会议为英、美、法、日、意五国所控制,尤以英、美、法三国为会议的核心。中国代表提出希望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和“二十一条”,他们说这些问题不在和会议论范围,一概拒绝。关于中国领土青岛问题,虽与讨论德国殖民地列入议程,但因英、法两国与日本先有密约,承认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归日本,暗中袒护日本。美帝国主义不愿日本独霸中国,企图在它一向主张“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策略下,对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故美国总统威尔逊支持中国代表的意见。日本代表以青岛是日本向德国作战取得的,并且中国政府曾经在一九一八年九月照会日本换文中表示“欣然同意”,日本占领青岛是有理由的。中国代表驳斥说:一九一八年九月的中日协定,是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不能认为有效。继后美国建议先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交由和会暂收,俟中国按照协约国办法将青岛开作商埠,再将前项权益交给中国。日本代表抗议此项办法,并扬言如山东青岛问题不按照日本的意愿处理,则决不加入国际联盟。又因北洋军阀政府已签订断送青岛的卖国协定,美国也只好让步不再坚持它的意见,同意日本的要求。这样中国代表对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归还中国的要求,遂遭到拒绝而完全失败。四月三十日,和会议决山东的条款共有三条,即“凡尔赛和约”中由第一五六条至一五八条,把德国在山东所得的一切权利如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都放弃归日本所有。

巴黎分赃会议,中国的要求和希望完全落空。和会为敷衍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曾把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被德国掠夺去的天文仪归还中国,这就算是分给中国的赃物。中国人民到了这时,才认识到所谓“公理”,所谓“永久和平”和威尔逊所倡导的十四条宣言,都是骗人的空话。

二、五四运动经过

(1)北京学生五四运动的爆发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五月一日传到北京,三日又由各报传出中国外交失败的原因,系因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与日本秘密订立高徐、济顺两铁路借款协定时同时交换了一个换文,里面表示“欣然同意”日本占领青岛的办法,以致中国代表受此四字的束缚而完全失败。北京人士得悉青岛交涉失败的恶耗,无不愤恨,各校学生更加义愤填膺。四月底,北京各校学生已有“五七”示威游行的决议,并曾通电全国各报馆各法团希望于是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协力对外,以保危局。吓得青岛交涉失败后,各校代表即于三日晚在北京大学开紧急会议,有北大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手指写成“还我青岛”四字血书,大家情绪极为愤慨激昂,当即决议提前于四日举行示威游行运动。当晚有些学校没有知道参加会议,四日上午,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又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定于是日下午一时半各校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集合,然后整队出发游行。并规定游行路线由天安门出中华门,先到东交民巷,向美、英、法、意四国使馆陈述青岛必须归还中国的意见,促使他们注意,并电告各该国政府。然后转入崇文门大街,东长安街,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将旗帜投入曹宅,表示群众的愤怒。

当天下午一时半,各校学生齐集天安门,计有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汇文大学,民国大学,警官学校,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等共计十三个学校的学生五千多人。学生每人手持一面白旗,旗上写着“废止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誓死争回青岛”,“取消军事协定”,“反对强权”,“抵制日货”,“严惩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打倒卖国贼”等标语。学生沿途并散发传单,传单内容大意说,现在日本在巴黎和会要求吞并我国山东的青岛,这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的主权,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公使馆去要求各国维持公理,望全国工商各界一致起来“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等语。

游行队伍于下午二时出发,到东交民巷西口,有外国雇佣的保卫队把守,不准学生队伍通过。由代表向各国公使陈述请求意见,并要求准学生队伍通过,终以庚子条约特权的束缚,没有允许通过。学生队伍在东交民巷西口外差不多等候了两个钟头,终未得通过使馆区域东交民巷,大家都感到在自己的国家首都,都没有通行的自由,痛恨帝国主义和热爱祖国的心情,更加激愤高涨。

当时大家认识到著名的亲日派卖国贼有三人,一是交通总长曹汝霖,他是以前袁世凯政府的外交次长,同日本公使日置益交涉签订“二十一条”的中国代表;二是驻日公使章宗祥,他是北洋军阀政府出卖胶济铁路经营权和济顺(济南到顺德)、高徐(高密到徐州)两铁路建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三是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他是一九一五年驻日公使,向日本进行各种借款的经手人。大家对于卖国贼非常痛恨,主张非打倒严加惩办不可。于是游行队伍遂按照原计划经东长安街转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沿途高呼“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沿街市民,伫立观望,多有拍手表示同情的,足见群众对于爱国运动是同样富有热情的。大约四点半钟的时候,学生大队到了赵家楼曹宅,曹宅早有准备,前后门都紧闭,内有一百多名军警保卫,有五个学生不避危险,由后门旁的窗子扒进去,把门打开,大队学生即一拥而入,全身武装的军警,到处布置岗位,见学生人多势众,也不敢干涉制止,持枪直立,呆若木偶。曹汝霖听得学生拥入,即越墙逃出。章宗祥这时也在曹宅,还与日本新闻记者在客厅谈话,被学生发觉,捉住痛打了一顿,若不是日本新闻记者舍身加以维护,在学生盛怒之下,会把他打死。学生找不到曹汝霖,愤怒情绪,难以遏止,所有曹宅室内外摆设器物,尽行打坏,有的竟放起火来烧他的家。大多数学生见曹宅燃烧起来,才纷纷散出。这时军警反动头子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坐着汽车率领大队军警赶来镇压学生,立即下令逮捕少数尚未散出的学生,计共捕去三十二人,其中北大有易克嶷、曹胤虚、许德珩等十九人,高师有熊梦飞等八人,工专有董望翘(云南腾冲人)、李更新(湖南人)二人,其他三人为中国大学及汇文大学校学生。

被捕的学生,当晚即被军警机关讯问,并逐一搜查身体,意在追究放火责任,但三十二人中,并无一人身带火柴。当时在黑暗专制反动统治时期,学生不敢承认放火,恐贻反动派以口实,伪称系曹宅自行放火,借此驱散群众。军警机关既未在学生身上搜出火柴,也不敢贸然加以学生放火之罪。

当时北洋军阀政府中实力派有两系:一为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又称皖系。是亲日派;一为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是亲美派。安福系军阀认为学生五四运动,是直系军阀和其他政客(指研究系林长民等)指使的,目的在排挤安福系退出政治舞台。实则这次学生破天荒的运动,纯系赤忱的爱国心所驱使,绝无任何派系所能利用。安福系军阀主张以严厉办法镇压学生运动,解散北京大学,免去蔡元培校长职务,其中尤以徐树铮最为反动,坚持以高压手段对待学生。而直系军阀冯国璋等,主张对学生采取缓和办法,释放被捕学生,令各校长严加管束。各派系军阀主张虽不同,而本质则完全一样,都是要消灭学生的爱国运动。轰轰烈烈空前的五四运动,立刻传遍了全国和全世界。北京学生即于四日晚把军警捕去的学生将被反动政府加以非法处理向全国发出呼吁支援,全国人民都一致同情学生的爱国运动。北京学生由五日起,即采取各校一律罢课行动,要求反动政府释放被捕同学。又由于北京学生曾通电全国号召于“五七”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反动政府深恐又激成事变,因此也不敢采取安福系严厉镇压学生的办法。

北京各校,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进步,认为学生爱国运动,热忱可嘉,应当维护而不应 加以摧残,对于被捕学生积极进行营救。其它各校长,惟蔡的马首是瞻,也协力一致营救。军阀政府受到全国各方面的压力,乃于五月七日把捕去的学生全数释放。在释放学生之先,军警当局要各校长担保释放的学生以后要随传随到,不得违误。国立八校中,以工专校长洪(镕)最为落后反动,他是日本高工学校毕业的,平素对学生一味压制,除死啃书本外,不许有其他活动,校中连体育活动球类都没有,真是死气沉沉。五四是星期天,学生持校旗参加游行运动,第二天还受到洪的谴责,认为是违法乱纪,并责备不应把校旗抬着去。同学夏秀峰激动的说:“这是工校的光荣。”洪向夏追问你是何人?名叫什么?大家同学高喊:“这是我们全体同学的一致行动,是我们的良心所驱使,只有亲日派卖国贼才说我们是违法乱纪。”洪乃面红耳赤而退。七日,洪与其他校长去保释工校被捕同学董望翘、李更新二人,先在校中集合全体同学讲话,再三叮嘱以后要遵守纪律,不再有轨外行动,并望劝告董、李两同学保释出来后,切勿离开北京,以免今后军警传讯时无法交人。全体同学坚决保证董、李两同学释放后决不会离开北京。洪乃放心去保。由此可知军阀政府虽然释放被捕学生,并不是就从此无事。

五四运动的第二天,各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开紧急会议,除议决各校即日罢课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外,并讨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作为指导学生爱国运动的永久机构。当即推定北大和高师代表草拟组织大纲于六日提交各校学生代表会议通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当即于是日宣告成立。学生联合会组织主要分两部分:一是评议部,负决议一切进行事项的责任,一是干事部,负办理评议部所议决一切进行事项的责任。评议部的评议员,由每校推出代表二人组织。干事部则委托北大的学生干事会代为办理,这样干事部执行评议部议决事件也较为便利迅速。北京学生联合会组成后,对于指导学生爱国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各校也成立了一个学生干事会,健全了组织。

(2)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迫出走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主张自由思想,对新旧各派,采取“兼包并容”的办法,北大教授中有倾向社会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有极端守旧的辜鸿铭等。他同情社会主义思潮,提倡“平民教育”,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他并主张“劳工神圣”,曾在天安门演讲说:“此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竟得最后胜利,……但是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在当时,对军阀官僚的封建斗争和社会主义新文化思想的萌芽,他是起到一些促进和保护作用的。五四运动时,各校学生代表的活动,多以北大为集会场所,而北大学生在运动中,又居于主动地位,因此,安福系军阀认为蔡是五四运动的主使者,对蔡极为不满。五月九日,北京政府的总统徐世昌,有将滋事学生送交法庭依法办理的命令,而有关军警法院机关,跟着即传讯释放的学生,企图追究五四运动的策划主使人。蔡认为北京军阀政府,毫无悔改的诚意,事已不可为,即于当日秘密离京南行。蔡行前极为秘密,北大教职员和学生多不知情,及知蔡被迫出走,北京教界都大为愤慨!一致请求挽留,但蔡去志坚决,已无法挽回。

(3)五月十九日北京各学校总罢课

五月九日后,北洋军阀政府派有大量武装军警到各学校监视,并命令学校禁止学生进行爱国活动。对于亲日派卖国贼曹、陆、章三人不惟不加惩处,反而在他们的辞呈上大加奖勉,说曹汝霖是迭任交通、外交、财政总次长“公忠体国”,陆宗舆、章宗祥是先后任驻日公使“有裨大局”的一些故意违反人民公意的话而加以慰留。北京学生对于军阀政府这些倒行逆施反人民的做法,极为愤怒,当即由学生联合会议决于五月十九日各校同时宣告全体罢课,并向全国各团体各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同时向反动政府提出罢免曹、陆、章等卖国贼,以谢国人,撤除监视学生的军警,巴黎和会有关山东青岛问题决不许签字等项要求。自十九日起,各校学生组织演讲队和文字宣传,出发在北京城所有街道胡同以及公园各娱乐场所宣传讲演,尽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对中国的恶毒侵略和无理强占我国山东青岛的各种权利,对于军阀政府勾结日人的卖国罪恶行为,也加以揭发,并劝告群众不买日货,提倡国货。广大群众听后,深为感动,引起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深刻仇恨。

北京学生自十九日起总罪课后,反动政府对于学生的种种活动,无不加以干涉,所有散发传单,露天演讲,都被军警驱散群众,严厉取缔禁止。学生联合会开会地点随时变动,一经查觉,也被强迫解散。五月下旬,教育部命令各学校限三日内恢复上课,如不遵照,将采取严厉镇压来

加以恐吓。学生置之不理。露天演讲既被军警横加干涉制止,无法活动,学生乃改变方式,采取三人或五人一组,以贩卖国货为名,出入各公园娱乐场所以及茶楼酒馆,乘机宣传活动,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五月底反动政府为分散学生势力起见,各校除应届毕业的学生举行毕业考试外,其他学生提前放暑假。但各校学生并不受骗,仍团结一致继续奋斗。

(4)六三运动的掀起

自五月十九日总罢课以来,加紧宣传抵制日货,日人受到很大的影响,反动政府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指责和支持,对学生的镇压更加严厉,并以极其反动的王怀庆代替李长泰任步军统领,全城军警密布,决心镇压学生的一切活动。到了六月一日,北洋军阀政府竟宣布戒严命令,宣布解散学生团体,企图以高压手段最后制止学生的爱国政治活动,并于二日逮捕了在东安市场贩卖国货的学生七人。不料军阀政府反人民的压力愈大,而学生激烈反抗的力量也更增强,北京学生联合会即于二日议决由三日起,各校学生分三天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的大量出发演讲,即头一天每校出发演讲一部分,第二天又出发一部分,第三天剩下的学生全部出发。出发演讲的学生,明知会被军警逮捕,大家准备进监狱,誓与反动的恶势力军阀官僚战斗到底,决不屈服。各校的学生按照学联会的决议由六月三日上午起即出发演讲,每人把小旗一面藏在身上,秘密地一个个到指定地点集合,举起小旗,每十人为一小队,开始演讲活动。沿街军警,随时戒备,并不松懈,一经发现演讲队,立即加以逮捕,先解到附近的警察分局集合,然后由保安队武装兵每两人夹一个被捕学生解送到北河沿北京大学法科拘留起来。法科的大门前和四周,树立了许多营幕,军警严密看守,俨然成了一座集中营。当武装兵押解被捕学生在大街进行的途中,学生们悲壮激烈的边走边高喊:“誓死争回青岛”,“誓死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为”,“大家一致起来抵制日货”,“打倒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口号。沿途观看的市民群众,对军阀的暴行,莫不怒形于色表示愤慨!当天被捕的学生共有四百多人,差不多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都有。云南学生被捕的有北大李士贤、王有德,农专罗家楷,清华大学华秀升、施晃,工专尹明德总共六人。

军阀政府以为三日出外演讲的学生一律加以逮捕,此后学生不敢再出来演讲了,尤其顽固透顶的步军统领王怀庆是这样夸口的。不料这种妄逞淫威反人民的措施适得其反,学生更加愤怒,四日各校出发演讲的学生较三日出来的更多,军警照样凶恶的加以逮捕,解送北大法科,法科连头一次被捕的共拘留了八百多人,已不能再容纳,又把四日被捕的一百多人押解到北大理科拘留。被拘留在法科的八百多人,系十八个学校的学生,即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清华大学,汇文大学,民国大学,俄文专修馆,财政商业学校,高师附属中学,公立第一中学,公立第三中学,北京师范,山东中学,甲种商业学校,畿辅中学,崇文中学等校。

五日各校学生更为激昂,出发演讲的有两千多人,按照各校靠近地点分为三路进行演讲:第一路由东四牌楼经东单牌楼到崇文门一带;第二路由西四牌楼经西单牌楼出宣武门一带;第三路由厂甸前门到东长安街西长安街一带。这样规模浩大的演讲队伍出现在各街市,反动政府恐慌起来了,感觉学生越抓出来的越多,知道用武力高压手段压服不了学生。而天津、上海、武汉等各大城市的学生,得知北京军警大量逮捕赤手空拳的学生,无不激愤,都纷纷起而罢课,上海的商界和工人也在开始罢市罢工,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并电反动政府表示愤慨,提出应即释放被捕学生,并罢免卖国贼曹、陆、章以谢国人。因此,五日出发演讲的学生,军警不敢再逮捕一人。到了下午六点钟,连监视看守北大法科学生的军警,都悄悄的全部撤走了。

三日被捕拘留在法科的学生,虽在军警严密监视之下,仍不放松组织活动,当晚即在里面组织了一个被捕学生联合会,仍分评议干事两部:评议部由各校按被捕人数多寡比例推出组成;干事部有交际、庶务、会计、纠察、卫生五股,由各校学生分担。被捕学生一切有人负责办理,秩序井然。学生自三日被捕拘禁后,即引起北京各学校教职员、各法团和全城人民群众关怀同情,各方面纷纷派代表携带果品食物前来慰问,甚至有送钱作伙食费的。但学生对于送钱的一概婉言谢绝,不肯收受。

五日下午六点钟军警撤走后,学生即自行派人轮流守卫大门,学生无一人外出。六日下午教育部派代表四人前来慰问,并劝学生回校。学生推代表表示说:“我们既被捕而来,不能无条件叫我们回去,政府为何逮捕我们?应把理由说明白。我们要求巴黎和会我国代表对山东青岛问题拒绝签字和惩办卖国贼曹、陆、章三人,政府迄无明白表示。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两事政府没有表示态度和没有向被捕学生认错道歉以前,我们决不离开此地回学校。”教育部代表允将学生要求转达政府而去。

当时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是钱能训,而实际控制的是安福系军阀,鉴于逮捕学生事态的扩大,已引起全国性的罢课、罢市、罢工的形势,反动政府深为恐惧,乃不得不于七日上午九时派国务院秘书曾彝进偕教育部两个司长到北大法科代表政府向被捕学生讲话道歉!曾讲话大意说:“这次学生激于爱国义愤,组织演讲宣传,是维持国家主权的正当行为,军警逮捕拘留,自知处置失宜错误,今日特派我等代表政府前来向大家道歉,望同学体念政府苦衷,即日回校上课。国家今后的一切建设,进而达到富强,责在大家同学身上,希望以学业为重,早日恢复上课。至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绝签字问题和惩办曹、陆、章事件,政府自当衡量处理。”曾等走后,被捕学生联合会即召开会议,多数认为反动政府既自认错误,派代表前来道歉,我们的要求一部分已达到,至于和会拒绝签字和惩办卖国贼两事,以后还可以继续力争,主张应即回校与其他同学共同策划今后进行活动方针。在外的学生联合会,也认为反动政府既派代表表示认错道歉,亦希望同学即日回校。于是被捕同学即于七日下午五时在万人欢呼声中各自整队回校。

被捕学生回校后,各校学生仍继续加紧进行宣传活动,而反动政府军警已不敢干涉。学联会并提出如政府不惩办卖国贼与和会拒绝签字,各学校仍继续罢课,奋斗到底。而上海、南京、天津、武汉以及其他各大城市的学、商各界由六月五日起,都相继罢课罢市。尤其重要的是上海在日本纱厂的男女工人和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在五日先后罢工的就有两万人以上。上海工人罢工的声势,随即波及其他各地,接着沪宁铁路、沪杭甬铁路的总机厂工人,并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的唐山工人以及其他地区的工人,都相继罢工,一致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到这时爱国政治斗争运动,已不仅是单纯的知识分子的运动,而发展成为有广大的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全国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了。北洋军阀政府虽然蛮横无理,看到这种运动的浪潮越来越大,也不得不屈服,乃于十日明令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职务。反动政府既经屈服,运动已获得初步胜利,六月十二日,北京和各地的学生开始复课,商界恢复贸易,工人复工,但对于“外争国权”巴黎和会拒绝签字的运动,仍在继续进行。

(5)包围总统府强迫徐世昌电令中国代表拒绝和会签字

六三运动对于“内惩国贼”的目的,虽已达到,但对于“外争国权”这一斗争的目标,并没有放松。到了六月二十五日,听说巴黎和会的“凡尔赛和约”将于二十八日签字,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情绪极为紧张,当即由学联会议决于二十六日下午一时,各校学生到新华门总统府向总统徐世昌请愿,要他打电报给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对于山东青岛丧权辱国的条款拒绝签字。各校男女学生按时齐集新华门请求见徐,但徐拒不接见。学生们守候不走,认为时机迫切,非见徐不可,直到晚上八时,徐仍不见。各校代表临时商议决定,所有女生一律回去,男生则露宿新华门前(作者系当日参加请愿露宿者之一),一定要等到徐接见允许拍电给代表拒绝签字才回去。露宿守候到第二天上午九时,徐看光景不接见学生不走,乃允许推代表五人入府接见。适天津各界代表请愿团也赶到,并推代表二人一同入见。代表等见徐,说明山东青岛一切权益,全国人民坚决反对转让给日本,请示总统迅速电告中国代表不许签字,万一电报到巴黎而中国代表已签字,将来政府不予批准。这些要求,徐内心是不愿这样做的,但学生已包围总统府一天一夜,迫不得已,徐只得答允照代表们的要求办理。于是各校学生才回学校。

到了二十八日这一天早晨,留学法国的巴黎的学生和华侨,知道国内群众对拒绝和约签字的运动很激烈,也结队到中国代表住处阻止他们赴会签字,并声言代表如要去签字,大家就要照国内学生对待曹、陆、章的办法对待他们。后来中国代表没有出席签字。大家得知后,感到“外争国权”的反帝斗争也获得了初步的胜利,心情上感到愉快。

(6)五四运动获得胜利的原因

五四运动对于巴黎和会的分赃会议,卒能使中国代表拒绝签字,不让和会把山东青岛的权益断送给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又对于惩办卖国贼曹、章、陆三人,终能使北洋军阀政府屈服罢免了他们。这些胜利,是经过一系列的艰苦斗争才取得的。所以能取得这些胜利,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苛刻的“二十一条”,北洋军阀政府屈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订立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激起进步人士和全国人民的义愤,尤其青年学生具有纯真的爱国热情,更是怒不可遏;加以十月革命甫经胜利,也鼓舞了青年学生的革命情绪,有了这两个因素,就使运动如烈火燎原,形成了划时代的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斗争的目标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正义斗争运动,符合于全国人民的愿望,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

有系统地组织领导,如学生联合会,各校学生干事会等组织,故能有条不紊地开展斗争进行到底。

有步骤的进行斗争。在运动期间,学联会随时针对反动政府的措施,斟酌情况,给以有步骤的斗争回击,使反动政府穷于应付,不得不低头屈服。

发挥了坚强团结,不屈不挠斗争到底的精神。既不怕反动军阀凶恶的淫威镇压,更不受无耻政客的利诱(六三运动学生被捕拘留在北大法科时,梁启超的弟弟梁某和安福系分子吴光新都送钱给学生作伙食费,但学生拒绝不受),大家始终团结一致的坚持斗争到底。总的说来,胜利取得的最大原因,一方面是有革命战士共产党员李大钊等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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